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被视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新旧动能转换正在稳妥推进，经济结构得到一定的优化和改善，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例如，前四个月中，工业结构得到优化（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分别增加了13.1%和11.5%，增长幅度要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6.4和4.8个百分点）、投资结构得到优化（固定资产投资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长22.6%，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3.7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了51.7%、太阳能电池增长18.2%、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32%）。但是，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还具有较强的依赖（两者增速分别为23.3%和9.3%），制造业投资依旧较为乏力（增速仅为4.9%，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1.4%），扩大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增强持续的动力机制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内涵，笔者从演化增长分析入手，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出以下认识和建议。

　　其一，新旧动能转换意在推动经济实现有进化的增长。在演化增长视角下，经济有进化的增长不仅涉及要素和产出数量的变化，还涉及它们质量的提升，以及技术、制度、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资源配置模式的变化，最终表现为经济体能够有效提升供给能力，以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的需求。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既包含新动能的“无中生有”，也包含传统动能的“有中出新”，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持续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间，新动能对旧动能不是创造性的破坏，它为旧动能的提升和转换留有时间和空间，同时，旧动能的提升也为新动能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的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爬坡过程，新旧动能转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步骤。对此，在战略上必须保持足够定力，将新旧动能转换视为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切忌将其视为一项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任务。在战术上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使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做好相应的基础配套，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其二，实现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协同升级，确保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借助物联网和云技术，整合打通供应链，全面降低供应链中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下降能够提升产业链中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和效率，拓宽加深产业链，促进产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提升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产业内转型升级涉及企业家、企业和企业间多主体和多层级的复杂互动和演化，通过三链融合提升，促进产业内要素、技术、制度、组织和产品等结构升级，促使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中的攀升，提升产业内主要企业的外部控制权、谈判和议价能力。产业间转型升级主要包括原有各产业比重的调整和变化，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这一过程既要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要重视学习效应，加快将潜在比较优势显性化和产业化，基于产业关联度寻找合理的产业间转型升级路径，稳步推动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同时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对一些新材料、新能源、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不断累积先发优势。

　　产业内转型升级是产业间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间转型升级累积的新动能通过产业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内转型升级，两者的协同升级可以确保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共同推动经济体转型升级。

　　其三，借助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旧动能注入新活力。许多传统产业目前都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产品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不强，而且变化缓慢。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将互联网深度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加快工业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企业可以借助“顾客直接面对制造商”（C2M）的电商平台，快捷、高效地获取广泛分散的个性化需求信息，运用大数据和云技术对这些海量个性化需求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使之成为驱动生产的数据，并对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组织流程进行再造，提高企业柔性和智能化制造水平，促使企业能够在生产数据的驱动下大规模和高效率地生产个性化产品。

　　中国已成功将互联网运用到商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催生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世界一流电商平台。如果能够有效实施互联网工业，使传统产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旧动能增加新活力，制造业也能够借助互联网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弯道超车，甚至创造出世界级的C2M互联网工业平台，快速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其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新动能的加速发展提供有效激励机制。新动能涉及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新动能的发展方向、路径和机制充满奈特意义上的根本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大量涉及新动能的合约是不完全的，存在潜在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这会降低市场主体对新动能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损害新动能的投资激励和交易效率。较之于传统动能，新动能的成长更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以提高投资激励和交易效率。政府需要在破解制约新动能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出实招、新招和硬招，除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及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降低市场主体的不安全感，尤其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创新激励。

（作者：黄凯南，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